7月13日,欧盟碳交易改革方案获得欧盟议会投票通过。欧盟碳市场改革经历数次变化之后,在近日终获通过。该方案将于2019年启动,草案试图通过提振碳价挽救濒临崩溃的碳交易市场。通过此次改革,欧盟将依靠引入“市场稳定储备”机制(MSR)来缓解供应过剩这个长期困扰其碳交易市场的问题。
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是为了减少各成员国对煤炭等化石燃料依赖、控制碳排放量而建立的。然而,由于碳排放配额的严重过剩,欧洲碳交易价格与2008年的峰值期相比已下跌75%。低迷的价格完全无法起到减少煤炭使用、限制碳排放量的作用,整个市场也持续陷入低迷。欧盟的碳排放交易无疑走了一条弯路。
近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副司长蒋兆理在一次论坛上透露,中国将在2016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首批试点行业将包括钢铁、电力等6个行业,争取在2016或2017年,实现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这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从局部省市试点扩展到了全面启动,中国也将迎来碳排放交易的时代。
从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走过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之路来看,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制定对于像钢铁企业这类高耗能行业来说十分关键,同时,还要考虑碳市场的价格因素对碳交易机制本身的制约和对企业生存发展的双向作用。中国需要充分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从而制定出更加合理的碳排放交易制度。
欧、美、日、韩先后进入碳交易时代
碳排放交易首次正式提出是在1997年12月份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其提出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目前,全球范围内,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已经正式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
目前,全球约有40个国家已经或计划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或者碳税。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目前为欧洲的EU-ETS(EuropeanUnionEmissionTradeSystem)体系,于2005年建立并运作。经历过2008年的辉煌,又在2013年出现“滑铁卢”式衰退,碳价跌幅超过70%,整个欧洲碳市陷入低迷。
美国已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体系。其早在2003年就建立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主要为承担自愿减排任务的10个州和自愿减排企业提供交易服务。美国的碳交易包括了二氧化硫等全部六种温室气体。它所实施的严密监控体系和测算体系,为市场交易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日本于2010年4月份成立了亚洲首个碳交易体系———东京都总量限制交易体系,这也是全球第一个城市碳交易计划。韩国也在今年1月12日在釜山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启动其碳排放交易市场,该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碳交易市场。
此外,澳大利亚从2012年起对矿业、交通、能源等行业的500家企业开征碳税,但在两年后又将其废除。
碳交易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国参与的排放交易体系,也是欧盟为了实现《京都议定书》确立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而于2005年建立的气候政策体系。它是欧盟气候政策的核心部分,以限额交易为基础,提供了一种以最低经济成本实现减排的方式。这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
欧盟将《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目标分配给各成员国,参与EU-ETS的各国,必须符合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指令的规定,并履行京都减量承诺,以减量分担协议作为目标,执行温室气体排放量核配规划工作。各成员国根据国家计划将排放配额分配给各企业,各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改造等手段,以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要求后,企业可将用不完的排放权卖给其他未完成减少排放目标的企业。EU-ETS所覆盖的范围包括12000多座电站、工厂及其他工业设施,几乎占欧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一半。
然而,欧盟碳交易市场经历蓬勃发展后,碳交易价格大幅下滑,市场一度陷入低迷。多年的碳交易市场的运行也暴露了该碳交易市场的一些机制问题。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建立之初,是由各成员国自行设定排放量配额上限,但由于设定的上限过高,导致了配额过剩。在2007年底,各成员国实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设定配额还要低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制造业一蹶不振,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下降,碳排放配额过剩更加严重。直到2014年,整个EU-ETS中仍有约13亿吨碳排放许可过剩。
过剩的供应压低了污染者的排放成本,导致配额价格持续下跌。EU-ETS设计初期,碳排放许可交易价格在25欧元/吨到30欧元/吨之间,在2007年中期曾达到过35欧元/吨。随后由于配额过剩,碳排放交易价格直线下滑,最低时一度触及2.5欧元/吨,直至2014年,碳排放交易价格基本在4.3欧元/吨到5欧元/吨之间。极低的价格使生产者以微小代价即可获得大量排放许可,反而不利于减排技术的进步。
与此同时,作为高耗能产业,制造业由碳排放交易所引发的成本增加,使得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向欧盟外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盟制造业竞争力明显下降,大量企业纷纷转移到亚非拉地区投资设厂。这一方面确实减轻了欧盟内部的碳排放量,保护了当地环境,但另一方面,亚非拉等地的碳排放量却因此增加,总体上看并没有减轻世界的碳排放总量,也不利于节能减排技术的实施运用。
钢铁业与碳排放的不解之缘
国际能源署(IEA)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全球共排放温室气体486.29亿吨,其中钢铁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占4.3%,约21亿吨。从数量上来看,钢铁业注定是碳交易排放市场的主角之一。所以,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实施对钢铁行业的利益来说,如果制度合理,则受益大,如果不合理,则受伤最深。
从近几年欧洲碳交易市场看,一方面是碳排放价格的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是钢铁企业成本的明显上升,欧洲的碳排放和钢铁业似乎陷入了一个奇怪的“悖论”。
2013年9月份,欧盟委员会宣告将使用跨行业批改因子,约束依据欧盟碳排放买卖机制给予钢铁工业的基准免费排放配额,约束后的免费排放配额比2005年欧盟排放买卖系统的排放基准下降5.7%。
欧洲钢铁协会称,在2013年到2020年之间,免费排放配额的平均减少量为11.58%。该协会还称欧洲钢铁工业所获得的免费排放配额远低于其所需。
目前,欧洲钢铁企业最担心的问题是低价钢材进口冲击和环保机制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因此,欧洲钢铁工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投资和明确的碳排放政策支撑。事实上,欧洲钢铁企业也从未停止过对碳排放交易等环保政策的抱怨。
奥钢联集团首席执行官WolfgangEder曾称,由于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碳排放许可成本,导致钢企投资成本大幅增加。按欧盟委员会的最新计划,到2018年碳排放成本将增加至约20欧元/吨,结果是钢企将失去50%的利润。由于更加高昂的环境成本和能源成本,欧洲钢企一直给政府施压,要求对进口钢材征税,以提高其在本土的竞争力。
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首席执行官AndreasGoss称,投资改造将提升欧洲钢铁企业的竞争力,但未来发展和相关投资都受到日益严格的气候政策的威胁,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则意味着投资不再可行。而WolfgangEder则担心:“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投资,欧洲将失去钢铁生产的主导地位,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的钢材进口冲击,欧洲钢铁工业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
欧钢联主席GordonMoffat曾表示:“企业目前没有更先进的技术和足够的资金去实现这一目标。欧洲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间接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使欧洲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根据英国商品研究所(CRU)2013年1月份的测算,ETS制度中的碳排放交易价格,使得钢铁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操作点下降9%,同时使企业总体利润率下降27%。
事实上,近年来,包括钢铁在内的欧洲许多工业产业生产大幅下降40%~50%,导致免费排放许可配额大量剩余,进而导致欧盟基准碳价格剧烈下跌,威胁到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未来。所以,欧盟委员会一直在试图降低免费碳排放许可配额。然而,许多欧盟工业产业出现大量免费排放许可配额剩余是发生在从2008年到2012年的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第二阶段,而从2013年到2020年的第三阶段则要求排放总量每年以1.74%的速度下降,以确保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低20%以上。因此,进一步降低免费的碳排放许可配额对欧洲钢企来说显然是很难接受的。
无独有偶,韩国的碳排放交易制度自今年年初实施以来,其国内钢铁企业也是怨声载道。
韩国国内有媒体近日报道称,现代制铁联合高丽亚铅、诺贝丽斯韩国有限公司、永丰公司等18家企业因碳排放配额分配问题向政府提出了行政诉讼。因为现代制铁3号高炉于2013年9月正式投产,但相应的排放权配额却并没有被政府考虑在内,导致其承担了繁重的税务。
据统计,韩国钢铁行业为了购买碳排放权的财务负担最大将达到950亿韩元。韩国钢铁行业2015年~2017年的分配总额为3.06亿吨,而事实上至少还额外需要2100万吨。如果不能外购排放权,那么需缴纳的附加税和上浮的电费合计至少为3166亿韩元,最多可能达到9498亿韩元。韩国钢铁协会近日警告称,由于碳排放配额不足,在未来的3年里至少会影响1400万吨的粗钢生产,而这比现代制铁唐津厂3号高炉在这3年内的总产量还要多。此外,韩国业内也担心这将会给进口钢材提供可乘之机。
韩国业内一位专家指出,为了实现最高的能效,碳排放配额的减少无疑会把韩国国内钢铁企业推向更为艰难的境地。而碳排放交易制度也实施得并不顺利,1万韩元的市场价格也有些偏高。考虑到这些经济负担,该专家建议市场价格应该下调到2013年以后欧盟排放权的平均价格,即每吨6000韩元的标准。此外,在实际交易中,有购买意向的企业偏多,而出售意向的企业却几乎没有。如果不能购入额外的排放权,那么就得缴纳附加税。排放权的市场价格是每吨1万韩元,而附加税则是每吨3万韩元,最终导致企业承受着巨大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