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武钢”)调研时表示，要把武钢作为全国钢铁行业“去产能”的一个试点。
今年 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指出将在近年来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的基础上，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吨至1.5亿吨。同时，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对于去产能过程中的人员分流安置给予奖补。而财政部已安排1000亿元奖补资金支持化解过剩产能，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市场正在等待分配方案。
另外，4月上旬，人社部、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在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过程中做好职工安置工作的意见》，对企业员工内退及生活费保险问题做出阐述。
针对产能过剩国企普遍面临的“债多”问题，李克强总理在考察中要求发改委专门派人到武钢具体研究，商量采用什么方式降低杠杆率，让债务能够有所缓解，降低企业财务成本。
值得关注的是，“加大金融支持”被写进《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中，被给予希望成为破题的一道“秘诀”。
银行在去产能过程中的确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表示，对银行来说，面对正在去产能的企业，需要保持协同一致，在保证企业生存的基础上逐步缩贷，规避连锁反应。
产能过剩困扰着企业，也给经济转型摆了一道不好跨越的障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元春表示，产能过剩令市场供需失衡、产品价格持续回落，整个行业利润难以保证，好企业的效益和创新能力受到很大制约，最终影响整个行业竞争力的提升。效率低、负债高的企业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形成“吸金黑洞”，导致效率高、负债率低的企业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支持。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难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不过，即便政策“心有余”，整个环境却经常给外界以“力不足”的感觉。地方政府对资源型企业的依赖、互保链条错综复杂、人员安置难度大，均束缚了减产的手脚。
“一边去产能，一边增产量”的怪圈还在持续。数据显示，今年3月、4月钢铁产量连续增长，去产能和复产潮同时呈现在公众面前。
4月期货市场大宗商品的大幅反弹，给钢铁等行业带来了所谓的“需求”，期货市场直接带动现货市场。据悉，不少钢材出厂价一度涨至每吨3000元以上。受此影响，钢铁企业出现复产潮。
机构数据显示，5月第三周，统计内的242家钢企高炉容积开工率为 88.84%，该数值今年以来一直处于环比上升态势。与此相符的是，粗钢日产量屡创新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3月，中国粗钢日均产量达227.9万吨，较1至2月大增12.9%，接近2014年6月230.97万吨的历史最高值；4月中国粗钢日均产量继续增长，达到231.4万吨，超越了2014年6月的历史最高点。
事实上，在上述《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中，“严禁新增产能”同样被提及。
“大家都心存侥幸，希望别人能去产能，自己留下来等待价格回升。”徐洪才认为，坚持市场化导向以及职能部门强化去产能政策的落实，是当下尤为重要的环节。
而上述接近监管层的人士也表示:“去产能是国家长期的需要，但增产能似乎又是地方和国企眼前的共同需要。”
最新政策动向是，近日，钢铁生产大省河北省政府发表声明，明确要求全省要坚决禁止违规新建钢铁产能和已封停钢铁设备复产，对违规新建钢铁项目或封停钢铁设备复产所在地党政一把手将采取先免职，再进一步调查处理等惩罚措施。此外，还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允许化解过剩产能封停钢铁设备复产，并要求各级政府立即组织力量对所属钢铁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完善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台账，严格实行监控责任制。地方政府能否真正将去产能政策落地，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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